商业锂电池商业故事丨锂电出海新传|上海羊羽卓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商业故事丨锂电出海新传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费心懿鄂尔多斯、上海报道

碳足迹，正在成为“外贸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出海的新要求。

“从欧盟电池新规发布的第一天起，一部分电池企业就已经开始研究和布局了。”远景智能零碳产品首席科学家邱林谈到。

施耐德电气新能源行业市场经理姚远也感同身受，“我们在与客户交流的过程中，明显感觉到出海企业对于新电池法的焦虑。电池系统是储能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储能行业的角度来看，所有出海的企业也都将会面临海外碳壁垒的约束。”

“我觉得对于中国‘新三样’的这些企业以及CBAM相关的这些企业，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现在先动起来，先理解这个法规里边的要求到底是指什么，按照这个法规的要求对自己先进行一轮摸底，理解这些要求对于企业自身的管理挑战在哪里，这是现在就需要开始去做的。”邱林解释。

时间表已然明确

2019年，冯德莱恩出任欧委会主席，其在欧洲议会发表的首次演讲中将其政治主张归纳为“绿色与数字化的欧洲经济双转型”。在2019年到2023年之间，基于绿色及数字转型的主张，欧盟委员会和理事会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

就当下而言，最备受关注的两则法规便是《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下称“新电池法”）和碳边境调节机制（下称CBAM）。

姚远解释，新电池法与CBAM同属欧盟绿色新政框架下的重要政策，但内容和影响各有不同。CBAM的本质是将欧盟的碳价强加于进口产品，拉平进口产品与欧盟本土产品的碳排放成本。

以CBAM目前该机制的覆盖范围看，对象是高耗能、高排放的初级产品，包括钢铁、铝、水泥、化肥、电力和氢气等。而新电池法对电池的可持续性、安全性以及一致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突出生产、流通等环节的“绿色”义务。

从时间表来看，新电池法在今年8月17日正式生效，于2025年2月18日起动力电池必须申报产品碳足迹，并在2028年达到相关碳足迹的限值要求。CBAM在2023年10月1日开始试运行，过渡期至2025年12月31日，2026年1月1日正式起征。

欧盟驻华标准化专家项目总监徐斌在2023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大会（下称“大会”）上提出，从整体产业环境和企业自身状态来看，中国企业在未来五年到十年仍然难以达到欧盟碳排放要求。为了进入欧洲市场，如果进行一系列低碳改造，首先面临成本增加。

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新电池法规定从2025年才开始要求报数，但是这个要求已经在不断传导。很多OEM（代加工）的厂商已经在要求电池的供应商去上报动力电池碳足迹的数据。相应的，电芯厂也会要求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提供相应的碳足迹数据。

姚远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最快在2024年就会看到——凡是想出口欧盟的电池厂家必须向欧盟提交产品和生产过程数据；凡是不符合PEF（产品环境足迹）要求的电池碳足迹报告和电力碳足迹数据不可能被欧盟认可，中国电池产品很可能被挡在欧盟市场之外，或者只能到欧洲投资建厂；中国电动车出口可能不得不转向采购欧洲本地生产的电池，欧洲电动车将获得更大优势，甚至不排除欧盟要求电动车提供PEF碳足迹认证。无论哪种情况，都将明显影响中国产品出口，给产业带来严峻挑战。

贸易规则被改写

在大会上，远景科技集团CEO张雷表示，经过初步测算，未来将会有至少2万亿元中国出口商品直接面对碳关税壁垒，或者隐形碳成本的挑战。

张雷认为，绿色工业革命背后，正在产生新的绿色贸易壁垒，重塑新的贸易规则，改变贸易关系。新的贸易关系还有更深层次的规则改变，以“气候”和“碳排放”为基石的新的贸易关系正崭露头角，以碳关税、碳贸易为特征的新贸易规则正在形成。

不过，无论是CBAM还是新电池法，这于产业链出海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海华永泰（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必轩认为，其实欧盟绝大部分的措施是产品规则，至少从表面看是无歧视的，既要求欧盟的产品达到标准，也对其他国家的产品提出同样的要求。

这也意味着，已经达到了高标准的碳要求的企业，在竞争中将比越南、印度的产业链，在出口欧洲过程中更具有优势。

LinkedIn（领英）中国营销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蔡晓丹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也谈到，部分市场绿色门槛的提升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反而带来了机遇。看似形成了准入壁垒，然而对于向来在光储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中国企业而言，要求趋严，反而将大量竞争对手排除在外。重视绿色品牌形象建设，布局绿色制造、环保认证的企业，也将借此迎来机遇期。

同样的，对于城市而言，亦是如此——规则的重写，被视为宝贵的机遇。

鄂尔多斯是能源大市，全市煤炭、天然气探明储量分别占全国的1/6和1/3，产量分别占全国的20%和15%，居全国地级市首位。三年前，鄂尔多斯开始寻找“新石油”。该市在2020年末官宣，中国首个零碳产业园将落地伊金霍洛旗。诚然，于当时而言，“零碳”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但城市的故事就此被改写。

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的亲历者这样回顾城市的转型历史：作为一个煤炭大市，三年前政府能够做出这样的决策其实是很具前瞻性的，“在煤炭还非常强势的情况下，就已经决定要拿出煤炭的一部分的财政收益，去投入并且认准这个方向，把零碳产业发展起来。”

现如今，在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80%的能源直接来自于风电和光伏的绿电，另外20%的能源通过在电力供应富余时出售给电网，需要时从电网回购的合作模式，实现100%零碳能源供给。以远景动力在鄂尔多斯的零碳电池工厂为例，一期项目产能10.5GWh，自投产以来源源不断地交付可以满足欧盟关于碳边境相关规定的“零碳电池”，且已累计交付超1000万颗。

除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也因鄂尔多斯身处的蒙西电网具有一定特殊性，零碳园区在使用高比例新能源的同时，还可以降低电价。这是因为，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采用配电网直供绿电的形式。而这样的增量配电网在给用户提供的电价上享有一定的自主权。

具体而言，现在零碳园区度电费用仅为两毛左右。“包括约一毛左右的新能源发电成本和一毛左右的储能成本。”远景科技集团零碳战略高级总监张元介绍。而如此便宜的绿电正是锂电企业面对贸易壁垒时迫切所需要的应对方案。

鄂尔多斯市委书记李理此前在零碳产业大会上谈到，“目前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内蒙古自治区级标准发布，零碳产业园模式也‘出口’到海外并已成为全球绿色工业体系新范式。鄂尔多斯正以先行者的姿态为世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明确减碳路径

蔡晓丹强调，随着中企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也要开始意识到，绿色绝对不能停留表面，一定要从“浅绿”到“深绿”，将ESG融入日常企业运营和品牌建设当中。

姚远告诉记者，施耐德电气对减碳路径的观点是“四步走”法则：首先要制定可持续发展整体战略规划，建立可持续愿景和战略；其次要设立减排目标，明确减排路径，确定目标和行动的优先级；然后执行减排计划，运用数字化手段落实减排项目和举措，以提高绩效；最后持续追踪碳减排结果，建立长效创新机制。

单就动力电池行业而言，在明确的时间进度表之下，全产业链为“应战”而需要改变之处不少。

在第六届进博会上，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正式发布《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动力电池碳足迹及低碳循环发展白皮书》（下称“报告”），成为全球首份系统性评估动力电池碳足迹及低碳循环发展的报告。

报告中比较了不同型号电池碳足迹，覆盖电池的全生命周期；分析影响电池碳足迹的主要因素，探索电池产品减排路径；同时助力各利益相关方全面了解电池产品碳足迹水平和碳减排潜力，推动电池产品实现低碳循环发展。

远景科技集团作为知识合作伙伴深度参与报告编纂。邱林强调，整个动力电池价值链减碳当前最重要的一点是能源转型。从原来依赖火电生产制造到现在依赖大量的风电、光伏、氢能等绿色能源进行生产。而且整个产业链不仅仅是电芯制造，还要尽量在原材料的正极、负极电解隔膜等环节使用绿电，这样一定会减少碳足迹。

事实上，若只是城市、产业链与企业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

在碳足迹的核算过程中，如果计算用电环节的碳足迹，筹建和积累相关电网因子的数据库是必要条件。

邱林介绍，欧盟很多国家计算产品碳足迹确实具有天然优势，因为数据库中已有相关数据。欧盟的碳数据管理起步最早，并且每年更新。相对而言，我国的电网排放因子分区的相关数据库还不够完善。

今年年初，我国一份有关电网碳排放因子的数据库单独发布。2月7日，生态环境部在《关于做好2023-2025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中公布，2022年度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为0.5703t CO2/MWh（单位下同）。

邱林解释，在欧盟一些国家，有的电网因子相较于中国比较低，所以在计算碳足迹方面，它确实具有天然优势。

不过，其也谈到，因为我国整个国土面积很大，0.5703只是全国平均值。而事实上，在很多省市，尽管没有如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那样的绿电直供模式，但电网的碳排放仍然非常低，因为有大量的低碳电力在里面。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在10月27日，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发布《中国区域电网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研究（2023）报告》。根据报告，青海、四川、云南电网绿色水平排前三，其中青海已经低于0.1以下。

邱林还提到，目前我国公开发布的电网因子指的是发电侧。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全生命周期电网因子的范围，而目前我国还没有公布这部分的详细数据。

因此，为应对碳足迹核查的新要求，需要更为详细的全生命周期电力因子的数据。

业内人士总结，碳足迹核查仅仅计量了范围一、二、三的碳排放数据。而不可忽视——被淡化的“范围四”的减碳成果，即中国新能源产业链为全球减碳所作出的贡献。这些都需要未来进一步完善。

更多内容请下载21财经APP

商业故事｜寻找下一个锂电池“破风手”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费心懿上海、温州报道

11月30日晚，港交所披露，瑞浦兰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瑞浦兰钧”）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由摩根士丹利及中信证券为其联席保荐人。

一个技术人才如何走上创业之路？崇尚工程师文化的企业如何以其差异化的产品在“神仙打架”的锂电江湖上闯出一片天地？日前，在温州瓯江边的瑞浦兰钧总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公司董事长曹辉。

瑞浦兰钧董事长曹辉受访者供图

2017年将时年39岁的曹辉清晰地划分成两段人生，前半段是国企总工程师，后半段是民营企业创业者。

曹辉的语速极快，尤其在谈及技术的话题上滔滔不绝；而在姿态上，又与其董事长的身份颇显违和。创业6年，即使接待政府或机构调研的任务繁重，曹辉在办公室仍然习惯于穿着印有“瑞浦兰钧”字样的灰色工服。采访期间，曹辉向记者讲述了他与团队如何用工程师的方法论“笨拙”地在商业世界中不断前行。

一场“赌博”

青山下的瑞浦，并非如外界想象得那样，能够轻易“躺平”。“集团产业链的碳酸锂大概要到明年一季度、二季度才能出来。”曹辉解释。

公开信息显示，2017年10月8日正式加入集团时，曹辉39岁。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锂电产业的发展与新能源汽车的繁荣息息相关，2017年前后，是新能源汽车爆发式发展的起步阶段。霎时间，锂电产业如腾云而起，其成长速度和规模令人惊叹。从研发、生产、到供应链各个环节，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和繁荣，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造富机器。

前一年，王传福以355亿资产成为了国内最大的富豪。几年之后，曾毓群因公司股价上升，身家超过李嘉诚，在2022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成为香港首富。登顶富豪榜时，他们分别时年50岁和53岁。

曹辉命运的齿轮是从结识青山集团董事长项光达时开始转动的，后者更为外界所熟知的标签是“镍王”或温州首富。

“项总那天‘忽悠’我说，要不我们一起出去做电池，我说好。当时我开玩笑，结果他当天下午就给我打电话说不是开玩笑的。”曹辉回顾结缘往事。

出走，是曹辉规定自己在40岁前必须下注的最后期限。“我说今年一定要出去了，因为如果过了40岁我就没勇气了。”曹辉说。

别人都说，从五十步提到八十步是很容易的。而从零开始，有可能第十步都走不到。“后来我想了半天，到底是想做事还是想做官。后来觉得我还是想做事，因为我不会做官，我就会做工程师。”曹辉回忆。

吸引一个总工程师“出走”，一切从零开始，最大的“诱惑”便是——决策权。

作为总工程师，曹辉正是看到了汽车电气化浪潮所带来的巨大机遇，这与他始终努力推动锂电产业化的思路不谋而合。

曹辉加入青山集团离不开因为项光达所给予的巨大信任，“别的老板给我的都是说希望我去做总工、技术一把手，只有项总给了我决策权。我觉得这个好，那个时候无知无畏。心里想的是，我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我就得赌一把。赢了也是我、输了也是我，就不要找借口了。”

从2017年成立，到2019年4月，由曹辉掌舵的瑞浦兰钧仅仅用了三年不到的时间，就构建起锂电池的量产能力。

锂电池“破风手”

从历史的长河回溯，锂电产业从来没有停止在电芯性能与产业化价值之间探索平衡，无论是从卷绕到叠片内部工艺结构的升级，还是三元与磷酸铁锂的材料体系的路线之争。

事实上，锂电池能量密度每一个百分点的提升，都是足以被印刻在锂电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

曹辉介绍，瑞浦兰钧新推出的问顶电池系列产品的能量效率比友商高了0.5到1%。对于电动汽车来讲，锂电池能量密度高，意味着续航长了；对于储能来讲，能量密度提高，意味着投资成本低了。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其320Ah的大储电芯产品，当外界还在争取314Ah容量瞄准“单颗电芯精准一度电”的高性价比策略时，问顶电芯的实际容量超过了335Ah。

而能够从一颗电芯的毫厘之中进一步找到可以利用挖掘的潜能，谈何容易？

通过结构创新，问顶技术使电池极耳的长度缩短到13毫米，并采用一体化焊接技术，使电池内部实现了一体化连接。

一个看似简单的结论背后，是跳出传统思维模式的勇气。“谁说窗子一定是固定在墙上，为什么不可以是落地窗？为什么不可以做成圆形的？”曹辉打了个比方。

从锂电池早期的结构来看，电池的极耳是竖直放置的，需要占据约25毫米的空间。而宁德时代将极耳弯折使得这一距离被压缩至15毫米，为卷芯留出更大的空间。诚然，这背后付出了巨大的研发成本，也为锂电池的进步带来了飞跃。蝴蝶焊的方式一度被认为是最优的，但曹辉和他的团队认为，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他们从无极耳的大圆柱电池经验中获得了启发，大圆柱能够使得极耳的距离缩短5至6毫米，那么方形铝壳也存在空间能够进一步优化的可能。

历时多年，瑞浦兰钧终于实现了问顶技术的产业化。一体化焊接技术，使得电芯内部结构实现了一体化的连接，把原有的顶部空间由15mm缩减到了8mm，使空间利用率有效提升7%以上。

曹辉强调：“我们不是跟随者，以审视的视角看待行业的发展，对结构、电化学体系和设备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深入思考。”

在电池行业的发展中，从不缺少由技术迭代和市场需求驱动的市场洗牌。保守中庸相对安全，而创新求变往往容易使自身置于相对危险的状态。

作为后来者的瑞浦兰钧，在这一轮新能源的变局中，曹辉和他的团队就如同车队中顶风而上“破风手”，试图成为新的行业标杆。

与此同时，技术创新与产业化的平衡再次走到了博弈的十字路口。完全对外公布技术核心的后果也可想而知。由于产品的辨识度较高，难免会遭到同行关注和模仿。因此，除了产品能力的提升，曹辉同步也需要建立起专利保护的护城河。

公开资料显示，曹辉是超过870项专利的发明者，多项专利已成功申请并商业化。“我们并不想通过专利的方式去限制行业的发展，但是我们希望通过专利保护为自己争取12个月到18个月的竞争优势。”曹辉强调。

挺过盈亏生死线

在商场里打拼了六年，技术出身的曹辉用了四个字来概括——感触很深。尽管他没有详细解释，但我们仍然可以感知这之中的若干不易。

“由于我们是工程师出身，所以我采取了最笨的方法，将所有事情简单化、规范化和规矩化。我以工程师的思路把所有困难拆解开，一步步解决。”当谈及如何管理企业，曹辉是这样解释的。

去年12月1日，瑞浦兰钧宣布启动境外上市后，于12月14日向港交所递交了招股书。

首份招股书显示，瑞浦兰钧在具备量产能力后的三年内，仍挣扎在盈利生死线上。今年6月中旬，瑞浦兰钧的上市申请失效。于是，6月30日该公司二度提交了招股书，再次尝试冲击资本市场。

二度递表的财务数据显示，公司挺过了盈利生死线，涨价和生产成本的下降使得瑞浦兰钧的毛利率在2022年重新转正，由上一年的负15.7%扭转为正7.4%。

11月30日晚，近一年的IPO之路迎来了转折点，公司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

而回到身处的赛道之上，无论是动力还是储能，今年的竞争都走向了白热化的阶段。

在业绩压力之下，曹辉又用了一个“笨办法”。“我今年走出去的比较多，因为市场需要更优质的产品来进行产业升级。”产品下线之后，曹辉先后出席慕尼黑车展和美国RE+展，这两场展会所对应的正是瑞浦兰钧最为重要的两大客户群体，电动汽车和储能。

随行者介绍，曹辉全程都奋斗在前线，向海外推介问顶技术。以工程师的方式推销，成效斐然。在储能领域，瑞浦兰钧在RE+展会上成功获得了两个储能订单，分别与美国头部储能系统集成商POWIN签署了8.4GWh的采购项目协议，以及与美国头部光伏电站系统集成商及太阳能电站开发商SUNPIN SOLAR签署了10GWh的框架采购协议。

锂电江湖上，工程师出身的企业家并不鲜见，宁德时代的曾毓群、比亚迪的王传福、亿纬锂能的刘金成……这些企业家和技术专家的存在，以精湛的技术及严谨的思维，撬动了中国锂电池行业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树立起标杆。

诚然，在新能源一场又一场的自我革命里，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技术创新也将行业引向新的高度。

（实习生殷悦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