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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衙门”现贪虎：单张万元面膜贴全身贪腐细节惊呆纪委

一死人，崔永强就能捞钱。

“每火化一具遗体，殡葬公司从治丧补助费中给他100元提成。”

“每销售一座公墓，殡葬公司按售价的1%、2%、3%给他返利。”

……

这不是小说里的情节，而是中纪委曝光的真实案例。

崔永强，贵州省沿河县民政局殡葬管理局原副局长，今年6月，因“提成”治丧补助费、公墓费，收取拜年款，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移送司法机关接受处理。

殡葬管理局向来被视为“清水衙门”，不掌握实权，也不会经手大笔钱财，权利小、油水少......

而事实恰恰相反，无论是所谓的“清水衙门”，还是权重部门，都掌握一定的权力和资源，都有滥用和寻租的可能。“冷衙门”看似权力有限，其中同样有“肥缺”。一旦看到有“空子”可钻，某些人便会“闷声发大财”。

“冷衙门”频现贪虎：“水老虎”敛财过亿、小会计花千万美容

“从动物身上拔毛”的肖绍祥，他曾是北京动物园原副园长，却沦落为千万级巨贪；他疯狂敛财1000多万，却连1万元“小财”也不放过；他家藏600余万元现金，却辩称是自己倒腾石头、开出租所得……

“水老虎”马超群，他曾是北戴河供水公司原总经理，在他家中被搜出1.2亿元现金，黄金37公斤、在北京和秦皇岛等地的房屋手续68套，他们价值几何，不言而喻......另据澎湃新闻报道，一位参与谈话的中层干部回忆称：“几次谈话会后，有纪委官员感叹说：‘就像听故事一样，没听过这样的人。’”

资料图：马超群

在单位“一人独大”的耿晓军，他曾是安徽省黄山市园林管理局原局长，4年间“大手笔”置办38套房产；他日常从工程里拿了“大头”，所以其受贿并不多，但其可谓是“大小同吃”，到后来甚至发展到了索要的程度，活像一个为所欲为的“土皇帝”......

为“美”而贪的柏玲，她曾是江苏省高邮市农委一名会计；为了能像影视剧里的女主角一样光鲜亮丽，短短两年间，她利用职务便利伪造银行对账单、从银行提取现金、私自将公款转入个人卡中不记账等手段作案达57起，累计贪污公款1000余万元；她在高邮某美容店消费高达800余万元，有时甚至将每张上万元的面膜贴满全身......

上至单位里的“一把手”，下到基层岗位的普通员工，“清水衙门”里滋生出的腐败，一次次颠覆了人们的固有认知，让人不禁思考，“清水衙门”里的巨资从哪来？这些“贪虎”又是如何把清水搅浑，从中榨出油水？

清水如何榨出油水：想方设法挪公款，“一人独大”无人管

柏玲贪污的千万巨资，都来自高邮市农委私设的“小金库”。

据了解，从2008年开始，高邮各级农委下达的农业项目，实施单位（企业、合作社等）要向农委缴纳一定“技术服务费”；向上申报“高效农业”等项目资金也要返回一部分给农委；加上每年上级奖励给高邮市的农业先进县资金，这些款项都放在大账之外，即所谓的“小金库”。

2008年至2013年，高邮市农委的“小金库”资金累计千万余元。

这个“小金库”完全交由柏玲看管。而能够打开“小金库”大门的单位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个人印章、财务负责人个人印章居然全部掌握在柏玲一人手中。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14年农委的一位负责人听到传言，说农委财务科有个姓柏的女孩，在美容场所高消费，引起他的重视。这位负责人向单位主要负责人报告，该主要负责人提出查一下，结果什么也没查到。

在“清水衙门”里，一人独揽大权的并不在少数。

今年2月，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江口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原主任、殡葬管理所原所长林再新挪用公款问题被通报。

身为江口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殡葬管理所所长，林再新于2011年10月开始接手公墓票据开具和公墓款代收、保管工作。看到公墓款收入多，收钱、开票、保管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再加上当时股市行情看好，林再新蠢蠢欲动，挪用公墓款投到股市发点财的想法便由此产生了。

从2012年8月至2015年8月，林再新多次挪用公墓款共计人民币178万余元，这些钱，都被他投进了股市。

上文提到4年间置办38套房产的耿晓军，之所以能如此大手笔，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在黄山市园林局任职时间太长，担任局长后，单位大小事宜完全由他一人说了算，对其违纪违法行为，不仅内部心知肚明，其培植的下属甚至参与其中。

由此可见，“清水衙门”业务性、专业性强，干部流动性较差，容易导致人事固化，形成“小圈子”和利益共同体，不仅架空内部监督，还易导致沆瀣一气。

“贪虎”为何滋生贪念：埋怨单位寒碜、认为自己大材小用

因犯贪污罪、受贿罪、信用卡诈骗罪、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福建省莆田市台联原专职副会长廖明来在忏悔书里写到“内心失衡，总是埋怨自己的单位太寒碜，是被大家遗忘的角落，贪念在心里疯长。”

廖明来的这段忏悔其实代表了许多“清水衙门”中腐败官员的心理历程：嫌弃单位寒碜、是被人遗忘的角落，不平衡的心理加上侥幸心理，让他们的贪欲被一再放大，走上了肆无忌惮的贪腐之路。

湖南省纪委曾发文剖析一起违纪案例，披露了一个平均年龄不足26岁的共青团湘潭县委整个领导班子出现违纪问题，着实令人震惊。时任团县委书记万子萱，副书记陈泰宏、胡巧，青年服务中心主任黄怿，办公室主任周琼宇共5人受到纪律处分。

时任团县委书记万子萱曾如此说：“团委能有什么事，团委的事情都是小事，团委的事情其他单位也有。”

正是因为这种不满情绪与侥幸心理。2013年起，万子萱先后安排、授意胡巧、周琼宇利用开展大型团组织活动等便利，分月虚开办公用品、租车费等支出发票，套取财政资金总额达54.5万元。

与廖明来、万子萱有同样心理的，还有广东省佛山市档案局原局长张永钊。

作为广东省佛山市市直机关第一个博士，张永钊可以说仕途平坦，一帆风顺。2010年，张永钊顺利升任佛山市档案局局长，然而这位“明星官员”的内心却有些落寞：档案部门是个清水衙门，只有干活的命。

广东省佛山市档案局原局长张永钊

带着一丝“大材小用”的酸楚之意，本着“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的错误思想，他仔细盘算着该如何用好手中资源，尽可能使权力发挥最大效用。

适逢佛山市筹建数字档案馆系统，承建商某公司负责人卢某给他25.1万元人民币、1万美元作为好处费，张永钊欣然接受。

2012年下半年，佛山市档案局上马市档案馆新馆智能馆库系统项目和智能密集架项目。张永钊秘密谋划、其心腹全程操办，最终，市档案馆新馆智能馆库系统由卢某的公司参与制定标书并顺利中标，卢某承诺事成之后给他50万元回扣。

而市档案馆新馆智能密集架项目，张永钊采用同样的手法让另一公司中标，该公司老板徐某承诺给他80万元回扣。

张永钊自以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不料，两笔合计130万元的回扣尚未收到，他就被市纪委盯上。随之，他的仕途戛然而止。

2015年10月，张永钊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由此可见，“清水衙门”里贪虎频现，一个个胆大妄为，一方面是制度、规则漏洞的存在，为其以权谋私打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则是他们思想上“缺钙”，放纵自己的贪欲，滥用职权、唯利是图。

再干净的屋子，不打扫也会浊气满室。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正风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一系列“清水衙门”腐败浮出水面，这既反映正风反腐的成绩，也表明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只有继续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强化正风反腐“不松劲”，让反腐劲风吹进“衙门”的每一个角落，才能真正消除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文/陈欣）

从圣宠到被抄家，封疆大吏年羹尧到底有多少家产？

作者｜云妍、陈志武、林展

雍正初年的抄家以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被抄影响最大，在雍正帝亲口“承认”的几起抄家中，年羹尧案居于首位。

年羹尧是在康熙六十年（1721）被提拔为川陕总督，而此前任四川巡抚时尚不满三十岁，可谓年少得志。有清史学家认为，年羹尧坐镇川陕，冥冥中已为雍正嗣位布就了形势；因当时对雍正帝位最有威胁的皇十四子胤禵（据说是康熙晚年所中意的皇位继承人选）在青海任征西统帅，年羹尧总督川陕，正达到钳制弹压之效。后来康熙驾崩，雍正内得力于隆科多、外得力于年羹尧，皇位继承遂得稳固。

关于雍正继位与年羹尧到底有多大关系，学界至今无统一结论。然而雍正初年大力表彰和眷宠年羹尧之事确实存在。雍正元年（1723）三月，上谕“封太保川陕总督兵部尚书年羹尧为三等公”；继之十月，“诏拜太保三等公总督川陕兵部尚书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进爵二等公，以剿罗卜藏丹金”；同年十二月，又封其妹年氏为贵妃，位次于皇后而在其他嫔妃之前。雍正帝且亲与年羹尧言，“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另一批折中向年羹尧叙一趣事，临末称“闲写来令你一笑”。类此相昵之语颇多，年羹尧之承受殊宠其实已越常情。清代官方史录中多载年羹尧各种骄横狂妄、违制僭越，这其实岂是他本人一手造成？雍正的故意纵容、养其骄性不可忽视。

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对年羹尧之态度骤变。先是四月，上谕责年羹尧诸多轻慢怠玩事，着调补浙江杭州将军，后有署山西巡抚刑部左侍郎伊都立劾年羹尧侵蚀茶盐之利，年羹尧之败已启端绪。五月，镶白旗汉军都统范时捷劾年羹尧奸欺罔贪婪五款，继之直隶巡道宋师曾等一批年党被逮捕，年之失势已成定局。

七月，勅令各省严查年羹尧藏匿资财。随后，陕西巡抚图理琛奏报查获年羹尧由西安运往京城及保定府、冀州等地并未及起送、交付西安属官之皮箱、包袱、匣子等物；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报，有江安粮道马世兴举报“雍正二年九月，候知县员缺之陕西庄浪县殿试朱尚文随年羹尧所购买四川地方杉松、柏等木大小二筏输运至江南，以交付木商于国典变卖，除费用外，现有市井称银八千二百两”；直隶总督李维钧奏报，保定府有年羹尧房屋一所，查出“锁子甲二十八身，密针箭头四千根，各长七寸，盔四个，并银两金银器皿纱缎绸匹玉器瓷器铜器字画什物等项”，又在定州有房屋一所，称“今检其物件除见银五万一千四百两外，其余纱缎古董等物约值银十万余两”。

九月，刑部等衙门议复审理年羹尧诬罚茶商、私占盐窝案；而在浙江杭州，年羹尧也被皇帝所派钦差散佚大臣都统拉锡逮捕并押赴京城。

十月，京城出现一则怪事，一只野虎入年羹尧在京住宅。“虎由西便门进正阳门西江米巷，入年羹尧旧宅，咬伤数人，九门提督率侍卫枪毙之”；相传年羹尧生时有白虎之兆，雍正帝借题发挥，降谕：“朕将年羹尧解京，本欲仍加宽宥，今伊家忽然出虎，真乃天意当诛。”

十二月，刑部宣布了年羹尧大逆、欺罔、僭越、狂悖、贪黩、侵蚀、忌刻、残忍罪八款，共计九十二条。雍正以“念年羮尧青海之功，不忍加以极刑”为词赐令自尽，所有家资“俱抄没入官”，族中有现任候补文武官者“俱着革职”，年之嫡亲子孙未来长至十五岁者“皆陆续照例发遣，永不许赦回，亦不许为官”，有匿养年子孙者“以党附叛逆例治罪”。

在刑部十二月宣布年羹尧罪状的同时，杭州官员奏来年羹尧在杭州任所的家产处理情形。

这份奏折概括出年羹尧杭州任所的资财：（一）金子2748.3两，金器簪子等物462.3两，银47924.2两，银器簪子等物2250两，又银550两、银壶1把、匙子9个（从井中挖出）；（二）房子，变价银1100 两；（三）“细毛裘衣、古物、字画等”贵重物（已运往京城），其余财物折银8923.4两；（四）家人304口，变价3285两，骡马39头、牛6头，变价683.2两。

《官绅的荷包：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研究》，云妍、陈志武、林展著，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1月

关于第一个问题，主要是资料不全的缘故。《清实录》载雍正皇帝处置年羹尧的谕旨中，曾提到一句“其现银百十万两，着发往西安，交与岳钟琪、图理琛，以补年羹尧川陕各项侵欺案件”，说明曾抄出过年羹尧一笔110万两的现银，只是这一情节在目前的资料中都未涉及。

另一方面，《清实录》所载实际上只反映各种“进项”，而年羹尧“出项”亦多。比如，杭州方面曾报，年羹尧自革去将军职后，给将军衙门之笔帖式四名、亲军校六名每人一楼房；对跟随其来杭州之轿夫十余人，每人给盘费银百两，此外又多给五十两，遣回各自原籍；再如，江苏也曾报，康熙五十九年有江都县民人向年羹尧领银三千两，后来年羹尧差家人讨人二十口即作销算。凡此行为，可知年羹尧平日气派甚大，被革职后又广散钱财，故被抄时的资产存量，未必如《清实录》所列数目巨大。

关于第二个问题，仍是由于文献的佚失。清代官方自始有消除记录甚至篡改史实的行径，故今日很多人物、很多事件的直接资料甚少，年羹尧属其中之一。不过，据后来乾隆九年（1744）的一份奏折显示，年羹尧当年确有地亩。这份奏折里提及年羹尧城外有地“四百亩零二分”，由此可补年家产资料中地亩之缺。当然，这未必是年羹尧土地资产的全部，甚至未必是田产（资料中未提及任何田租，也很可能是房屋基地和周边附地），但总算聊胜于无。如以每亩1.5两估计，则约值银600.3两。

这份奏折还可补年羹尧现有家产资料中房产记录之不足。年羹尧的房产，之前资料已提及三处，一是直隶保定，一是直隶定州，一是浙江杭州（变价1100两）。除此之外京城房产如何以及其他地方是否还另有房产等未见记录。

《永宪录》载虎入年“旧宅”之事，可知年羹尧在京城至少有宅一处，那么年羹尧在京城是否还有其他住宅？雍正元年（1723）李煦的抄家档案中，曾有一句话提及李煦被抄房产中其住宅二百三十六间被“赏给公年羹尧”——这处住宅位于草厂胡同，而虎入之年宅是在“西江米巷”，可知两宅并非一处。

由此，年羹尧在京城里应有两处宅邸。而此份奏折中提到“城外”并大兴、宛平县，显然又是另外的房产了，这另外的房产在入官接管之时有“瓦土房并灰棚共一千四百三十四间、一十五半间”，唯价值无载。“瓦土房并灰棚”系不同类型房屋之合称，如果粗以每间10两估计，则总价值约为14415两。

关于放贷与典当二项，目前年羹尧家产资料中的确不见任何记录，《清实录》罗列年之罪款中也不曾涉及，也许是金额不大、不值一录，甚或不存在。但年羹尧在商业经营方面有多笔记录。前文已提到一笔贩运四川木植之银（8200两），这些其实仅是年羹尧全部商业财产之冰山一角。据雍正四年（1726）的一份奏折，年羹尧在陕西行盐，有路泽等十七处“现存银两并房屋等项，共银二万四千七百余两，……其存积盐斤应变银一十五万七千余两”，咸宁等七处“应变盐价银四万六百余两”，总计约222300两。凡此，似乎显示出年羹尧对行盐事业非常看重。

对于第三个问题，由于目前尚未发现任何直接的年羹尧家产清单，对其财物的价值只能粗做推测。已能确知价值的部分有二：一是前文已提到的年羹尧杭州任所留在当地变价处理的财物（折银8923.4两）；另一是前文资料中未出现的、根据雍正元年李煦家产档案推断的京城部分财物。李煦被抄后，年羹尧除被雍正赏赐其京城住宅，还以折价购买的方式继承了宅内贵重财物，这批财物因今日保留的“总管内务府奏查抄李煦在京家产清单”而可知约值1631两。但很显然，这两部分实在只是年羹尧财物之边余。

目前无法确知价值数目的，主要有以下四部分。

其一是杭州任所送交京城的裘皮、古物、字画等物。如前述，这部分物品因无明细，价值很难确定。但雍正六年（1728）发觉的一起贪污案提供了一条线索：事缘雍正三年年羹尧杭州任所被抄，雍正帝下旨“年羹尧家中之古董、裘皮、羽缎等物交佟吉图，派可信妥善之人送来京城”，而奉旨接收这批财物的佟吉图却乘此之便私自窃取了年羹尧的一些古玩物件；这个案子提到了当初送交京城财物的数量——“宜送京城之物品及古物五百六十三件，旧衾一床及枕装入匣内”。在目前没有更理想的估价参考依据的条件下，如果以李煦的财物价值为标准做参考的话（年羹尧继承李煦之财物均折每件约10两），那么价值推测至少在5630两。当然，这批送交京城之物多系古董等物，价值应更高；如果以每件20两估计，则约11260两。

其二是年羹尧被抄之前由其子年福运送京城的财物。雍正三年九月年羹尧在杭州被捕，官员曾审问其管事家人关于家中资财的情节，据家人张定交代，大部分财物已送京城：

去年我主子四子年福赴京时，将我主子一应家产都带走了。我主子年羹尧说：我病了，自将军任上告退赴京。等语。故所有什物俱送京城矣。我主子自西安来时，仅带金子二千八百两、银子五万余两。来此路上盘费，及在此买房租住耗去数千余两。

此处所供金银能和前文之金银数目对应上（《署理杭州将军事务鄂弥达等奏报年羹尧家产变价折》），同时可知在雍正二年，年羹尧之子年福曾将一大批财物带往京城，当时年羹尧尚在西安川陕总督任上。可惜关于这批物品及其价值，目前所见资料中没有任何线索。

其三是年羹尧在直隶保定和定州房屋内的财物。前文已提出，虽然直隶总督李维钧奏报这些“纱缎古董等物约值银十万余两”，但十万两这个数目很难凭信。李维钧同一奏折中另有一句提及，“保定郡城年羹尧房屋系去夏所置，其资财系今年二月四月内从西安运来者”，据此可知屋内财物是年羹尧由川陕总督调任杭州将军之际从西安运来，而非年家原有旧物，价值应该不菲。如果结合年羹尧之子带往京城财物一节及新置保定府房屋，可以推想出，实际上至迟在雍正二年年末，年羹尧已开始预为安顿家产，内容主要是将在西北多年积累的家财从西安运回京城和直隶方向。

其四是所有散落于各地方的已运、未运、寄存、在途物品。雍正三年（1725）陕西巡抚图理琛的奏折还显示出，尚有由西安运往其他目的地的资产：

据访问得，将现查获年羹尧财物、家口，相继发送京城以及保定府、冀州、江南扬州、四川成都等地时，从西安雇乘骑、驮载驴、驮轿驴一千八百余条。又送保定府、京城、湖广襄阳等地时，从西安雇大车一百余辆。又未及起送、交付西安府知府赵世朗庋藏皮箱一百余个、匣子一百余个、包袱等物六十余件，交付提塘王卫庋藏毡、毯、包袱、铜锡器皿、皮箱、团账房、凉棚子、布账房等物共一百八十余项。又白蜡两千余斤，交付武生员张希凡藏团账房、凉棚子、布账房等物共七十项。等情。

以上四部分财物，细节缺乏，头绪复杂，因此价值难定。

那么是否可以参考同时期被查抄的其他当时有估价记录的官员家产案例，来推测出各部分大致的数目？雍正时期被查抄官员中有财物原估记录的案例目前共发现3例，最有参考价值的是雍正二年湖南布政使宋致原籍家产——“其书画玩器等物除平常各样动用器皿并各府州县志书外，原估价银五千五百五两二钱八分”。

宋致的财物与年羹尧存放在直隶保定、定州资财的情形可比，因为在内容上，宋致同样有“书画玩器”，在年代上二者也接近；更重要的是，这是经过确估的数字，可信度高。当然可以讲，年羹尧与宋致在地位权势和财富聚积能力上不是一个级别，但至少可以认为年羹尧存贮在保定、定州的财物价值不会低于这一数目。假设年羹尧散落、在途财物价值亦与之基本等量，则亦估5505两。

所有以上能确定价值和推测其价值的部分，加总起来约三万多两。目前仅剩年羹尧之子年福带往京城的一大批财物无法估计了，由于年羹尧家人供词中讲，带往京城的家产才是其主人财物的主体，那么年羹尧财物的总体价值应该远超过这三万多两。因此联想到直隶总督李维钧称直隶所藏年之“纱缎古董等物约值银十万余两”，虽然难以凭信，但这一数目如果作为年羹尧的全部财物价值或许可取。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年羹尧的家产大略为：其家产总值估计约1595000余两，其中，金银数目所占比重最多，价值达122万余两（约占77%）；其次是盐业等商业资产，有23万余两（14%）；财物次之，粗估10万两（6%）；房地又次，约3万余两（1.8%）。

年羹尧的家产至此可能仍未穷尽，但新的发现只能有待新的史料的出土了。

探讨年羹尧的财富积累过程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因为年羹尧既非满洲贵族出身（本人曾言“我不懂清语”），又无证据表明其有商人的身份背景（仅知其在得重用之前系出雍王府邸），但是他如何能在短短几年之内积累起如此规模庞大的家产？

从现有资料来看，年羹尧的积累之途有五。

一是皇帝赏赐。例如雍正元年（1723）身任抚远大将军，遣兵败罗卜藏丹金之众于北川之新城，消息传来，赐年羹尧“貂一千二百张，内缎百端，库缎千匹，分奖有绩官将”。7再如苏州织造李煦家产被抄后，将其京城住宅赏赐予年羹尧。

二是战事中劫掠。年羹尧在西北用兵之时，“陕西喇嘛寺内僧四五千人，不分奸良，诛无孑遗，获其辎重数十万金”。

三是接受馈送。如《永宪录》载鸿胪寺少卿葛继孔贿赂请托，献宋元图书字画、瓶杯等古董于年羹尧；再如《清实录》中所载收受赵之垣、宋师曾等金珠银两。

四是侵用公项。刑部宣布年羹尧九十二大罪时，其“侵蚀之罪”十五项，包括冒销军需、加派银两、冒销运米脚价银、隐匿关税入己、侵用各种工程银。

五是投资商业。在川陕任上时，革退原有行盐商人，以其子年富、年斌伪编名色，私占多处盐窝行盐，“前后得利银十七万二千二百两”；又如四川产木，差遣四川庄浪典史朱尚文将各种木植运至湖广、江南、浙江发卖，获利数十万；还如贩茶，“令马起龙卖茶，得银九万九千两”。

年羹尧财富之积累，无论是来自赏赐、战事劫掠，还是纳贿侵贪，抑或自己运营，究其始源，皆出自其特殊地位，更进一步，是拜皇帝所赐，然而生杀予夺，其实亦皆在皇权。年羹尧在史籍文献和后世学者眼中的性格形象，乃属“粗才浅躁”（孟森语）之辈，但以其家产积累情形观之，看来并不那么简单。一位当时深得皇帝宠信、无须为前途担忧的重臣，在私蓄财产方面却不遗余力，其原因亦是耐人寻味。

据《永宪录》载，年羹尧被抄后，雍正皇帝以年羹尧“在京房屋一所，奴婢二百二十五口并金银绫绮首饰衣服器皿什物”，赐予吏部尚书蔡珽，蔡珽辞谢，仅受房屋。不知这所房屋是否正是年羹尧从李煦那里得来的产业，但是仅仅一年之后，蔡珽亦获罪被抄，家产没收。雍正皇帝曾自言所抄没之家资乃“以备公事赏赉之用”，这话用在年羹尧、蔡珽身上倒也不假，但是从李煦到年羹尧，再到蔡珽家产被抄，所谓“赏赉”无非是将抄家所获在外“流转”一番，最终仍要收回，甚至加倍返还的。真可谓《红楼梦》中“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上文经授权节选自《官绅的荷包：清代精英家庭资产结构研究》，有删节。

撰文丨云妍、陈志武、林展

摘编丨李永博

编辑 | 徐悦东

导语校对丨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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